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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风云突变，李自成统领的农民起义军如汹涌潮水般攻入北京城。彼时，明朝的末代君主崇祯帝朱由检，在绝望与悲愤交织中，携着太监王承恩，脚步沉重地登上煤山之巅。极目远眺，满城皆是冲天火光，仿佛是王朝最后的悲歌在燃烧。崇祯帝长叹一声，深感死后无颜面对列祖列宗，遂毅然除去冠冕，以长发遮面，在一棵枝干歪斜的老槐树上，自缢身亡，以生命为明朝画上了悲壮的句号。
太监王承恩悲痛欲绝，跪在崇祯帝身旁，随后也在不远处的一棵秋海棠树上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至此，崇祯皇帝以身殉国，明朝的辉煌彻底落幕。
然而，在这段悲壮的历史背后，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：在李自成大军兵临城下之前，崇祯皇帝为何不选择南迁？难道他真的不明白，固守北京无异于坐以待毙吗？倘若他能果断南迁，前往昔日的都城南京，或是其他任何一处安全之地，明朝或许尚有一线生机，国祚得以延续；即便不能亲往，将太子和诸王送往南方，也不至于落得个王朝覆灭的悲惨结局啊！
展开剩余72%遥想唐朝安史之乱时期，安禄山的叛军攻入长安，唐玄宗李隆基仓皇逃往四川，最终抵达成都。尽管太子李亨在朔方灵武即位，尊李隆基为太上皇，使他失去了皇帝之位，但唐朝的根基未动，依然屹立不倒。反观崇祯皇帝，既不选择逃亡，也不将太子和诸王送往南方，最终导致皇室成员被一网打尽，身死国灭，实在令人难以理解。
虽说“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”彰显了皇家的气节与担当，但在国家面临灭顶之灾时，暂避锋芒、保存实力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明智之举？毕竟，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”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也是变通之道。可崇祯皇帝为何偏偏就不肯走呢？
其实，在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之前，崇祯皇帝并非没有动过南迁的念头。当年正月初三，左中允李明睿在德政殿接受朱由检召见时，极力劝说崇祯皇帝南迁。崇祯皇帝对此也颇为赞同，但他希望由朝中的重臣来牵头此事。然而，令他大失所望的是，重臣们竟无一人主动提议南迁。
当李自成大军逐渐逼近北京时，崇祯皇帝也曾慷慨激昂地表示：“朕愿督师，决一死战，即便身死沙场，亦在所不惜，但死不瞑目啊！”二月二十一日，李自成在宁武大败周遇吉，直逼北京城下，形势岌岌可危。此时，朝廷内部围绕南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李明睿再次上疏，疾呼南迁，却遭到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的强烈反对，被斥为“邪说”。内阁首辅陈演也不赞成南迁，而左都御史李邦华和李明睿则提议太子和诸王先行南迁。
《明史·庄烈帝纪》记载：“左都御史李邦华、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，皆不许。”崇祯皇帝见南迁争议如此之大，碍于面子，只好于二月二十八日正式表态，拒绝南迁，并郑重声明：“国君死社稷，义之正也。朕志决矣！”
三月初三日，出征在外的李建泰也上疏崇祯皇帝，请求南迁。崇祯皇帝召见群臣，再次重申“国君死社稷”的决心。李邦华等人仍请求太子先行南迁，崇祯皇帝却依旧固执己见，不予采纳。
《明史·庄烈帝纪》记载：“辛卯，李建泰疏请南迁。壬辰，召廷臣于平台，示建泰疏，曰：‘国君死社稷，朕将焉往？’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，不听。”面对南迁问题，崇祯皇帝一再强调自己不会离开，从而错失了宝贵的良机。待到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，局势已无法挽回。
三月十五日（4月21日），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抵达居庸关，监军太监杜之秩、总兵唐通不战而降。与此同时，刘芳亮率领的南路军东出固关后，真定太守邱茂华、游击谢素福也纷纷投降，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同样选择了投降。
三月十七日，李自成大军进驻高碑店、西直门，以大炮猛轰城门。中午时分，开始攻打平则门、彰义门、西直门。当日半夜，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，李自成农民军由此长驱直入，抵达今复兴门南郊一带。
三月十八日，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秘密谈判。李自成提出的条件是：割让西北一带，封其为王，并犒赏军队百万两白银，退守河南。闯王受封后，愿为朝廷内遏群寇，还能以精锐部队协助剿灭辽藩，但不奉诏与觐见。然而，这场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一致。
三月十九日清晨，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，迎接刘宗敏大军。中午时分，李自成在太监王德化的引导下，从德胜门入城，经承天门步入内殿。此时，崇祯皇帝带着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瞭望，返回乾清宫时，发现大臣们早已逃散一空。无奈之下，崇祯皇帝只好前往煤山自缢，明朝至此彻底灭亡。
崇祯皇帝虽以死殉国，践行了“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”的誓言，但在国家存亡之际，他明明有机会逃生却选择放弃，最终导致王朝覆灭，这实在算不上明智之举。倘若他能南迁至南京，即便只能保住半壁江山，也总比国家灭亡要好得多。说不定日后还能收复失地，东山再起。可惜，崇祯皇帝刚愎自用，不懂得随机应变，缺乏谋略，实在是迂腐至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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